上世纪九十年代整理旧档时，张学良与夫人翻出许多电文、手稿和关于西安事变的口述记录。赵一荻曾代为处理这些材料，零散的谈话片段显示出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：国民党为何最终失去对大陆的统治能力。张学良的叙述虽不拘形式，时常跳跃人物与时间，但脉络始终围绕着政治、军队与民心三者的关系。

他提到过张治中本可接收东北的设想，后来因派系安排改由陈诚负责。张治中感叹“如果我去，未必会是那个样子”，这说明东北不仅是一个战场，而是决定全国格局的关键地区。共产党在胜败关头很早就把干部与部队投入东北，既打仗又着力建立地方政权、发动群众和组织生产；国民党虽也意识到东北重要，却更多依赖中央指令、正规军与外援，未能妥善处理地方关系、民心与旧东北军的安置问题。

回顾历史，蒋介石对东北的态度带有一定的现实政治考量：1933年热河失守后，他曾言东北并非政府实际控制之地，失去并不直接影响革命。这样的表述使东北军将领感到冷落。抗战期间，蒋的战略目标多以恢复到卢沟桥前的状态为主，对立即收复东北并未给予足够重视；战后对外权益的处理（如与苏联关于旅顺、大连、长铁等的安排以及对外蒙古问题）也在复杂国际关系中显得被动或妥协，这在张学良看来暴露出缺乏长远国家战略的痕迹。

更令他耿耿于怀的是东北军的遭遇。东北部队进入内地后，既被用来南征北战又得不到应有的补充和照顾。许多师连基本的抚恤与补员都无法及时落实，阵亡者家属的待遇迟缓，甚至需要私人掏钱了事。张学良回忆中有营长抱怨被发“条子”回乡领抚恤，却因家乡仍在敌占区而无法回去。这种长期的不平等待遇，把地方部队与中央之间的信任耗尽，也削弱了士兵为蒋氏政权拼死战斗的理由。张学良把这种差别概括为对“亲儿子”和“干儿子”的不同待遇。

共产党在宣传和统一战线上抓住了这一点：尽量避免把东北军全部视作死敌，强调抗日与反对内战，使杂牌军和地方武装看到其他出路。战场上的对抗因此不再仅仅是武力的较量，也成为政治与民心的争夺。

一个小插曲也让张学良印象深刻：1935年汪精卫在党部前遇刺，现场混乱、警卫失职，最终是张学良等人制服了刺客。他对此极为不满，认为那样的党在危难时刻难以担当。对他来说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警卫失误，而是一个政治集团精神状态的写照：口号虽多，但遇到危险时优先考虑的往往是自保与派系利益。

在张学良看来，国民党缺少能让干部与士兵真正认同的中心思想。蒋介石的核心更偏向维护个人权威，而共产党则有清晰的政治目标、严明的组织纪律和经受过长征与战争考验的骨干，这种认同感最终会转化为战斗力与基层动员能力。与此同时，南京政府内部争权夺利、口号多于落实，地方官员若只知征税抓丁、盘剥民众，政府便会逐渐失去民心。

张学良直言不讳地指出：把自己的人民当作俘虏对待，只会逼他们走上山头。对蒋介石失败的判断，他并不只盯着几场关键战役的胜败，而是看到更深层的政治与社会原因——军队的被边缘化与不公、政党的精神与组织力不足、以及失去民众信任的统治。最终，正是这种失去人心与合法性的局面，使得大陆人民不再接受他的统治。